January 1, 2022
漂洋过海到异乡，认知的坐标系也随之挪移；参照一变，认识自己的路又要重新走过。在中国人里不算内向的我，扔进美国课堂依然尴尬得灵肉分离。自诩开放多元，却还是在遇到和自己很不一样的人时退缩了，还是在没听懂别人说话的时候尴尬地笑笑带过了。事实上，跨文化交流和你擅不擅长这门语言没有太大关系，和你有多强的交流意愿有关系。冲破那层隔阂（心里的抑或实在的），得凭着一股纯粹的好奇和勇气，而我——实在胆小得很。
记得八年前高一刚开学的时候在课室晚自习，周围坐着一群陌生面孔，我听着风扇在头顶嗡嗡地转，觉得自己掉进了深渊。「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特别脆弱。」我在随笔里写下刘瑜的这句话。但回头看，如果高中三年多少留下了些美好的回忆、认识了可以相伴一生的朋友，也许未来两年也不会那么坏。
上大学后自我的核心趋于稳定，周围有为数不多但要好的朋友同为反叛者，共享独立之精神，对卓越之追求。毕业后也幸得一群对美、生活和自我心灵探索满怀热情的同路人，见过对设计和世界具有纯粹热爱与好奇的理想主义者……当含辛茹苦来到大洋另一边，一切又重新回到原点，变成一个人。回看过往生活转折点的心情记录，历史一次次重演，从前挣扎的人际关系处理毫无寸进。
把腼腆内敛上升为民族性格有泛化之嫌，把孤苦伶仃的际遇怪罪文化也不讲理，但我还是在类似的细枝末节里，无从逃避、不容否认地看到了中国。在文化内部建立起来的个体性，被淹没在了更显著的文化差异里，被他者性取而代之。
我曾经改写过费兰特的一句话，把「城市」换成「国家」，把「那不勒斯」换成「中国」来描述我相似的感受：「我出生的国家，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救赎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但中国其实很难摆脱，哪怕是我和它之间相隔大海，中国一直保留在我的动作、语言和声音里。」李如一那句「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to undo what your country did to you」也时常在在我脑海里回响。
读到齐邦媛说「跨过大学毕业那一年，我的生命被切成两半，二十三岁的我被迫开始了下半生；前半生的歌哭岁月，因家国剧变，在我生身的土地上已片痕难寻了。而后半生，献身于栖息之地台湾，似是再世为人，却是稳定真实的六十年。」我于是也在想，在二十三岁的这一年，我背井离乡踏上异土，独自面对迷茫和挣扎，是否也将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分水岭？在这片陌生的国土上，我的个体叙事将如何生长？面对文化和人际上双重的流离失所，曾经的世界主义理想是无可奈何的梦幻，还是真实可行的道路？
项飙也许说得不错，真正的世界性在无数个地方性之中，地方性是世界性的前提。换言之，一个「无国界」的人本身就自然先是来自某国（才有「国界」一说）。人当然不必只有一个地方性，但一定具有地方性。对于他的「地方性」，项飙说：
我是中国人，这不是一个骄傲不骄傲的问题，我就出生在这个文化里面，就跟我是温州人一样，我出生成长在中国七八十年代一个南方中小城市，这是命，一定要百分百去拥抱它，嚼透它。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身份认同很清晰。大家现在说的身份认同有另外一层意思，好像认同了一个东西，就要捍卫一套价值，要遵循一定的行为规则，继承一定的文化气质，这个因果关系对我来说不存在。
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我是个中国人，还有待继续探索。我当下的困境差不多在于，在中国人里太西化，在外国人里太中国，好不容易自洽了前者，又切实地撞上了后者，掉进了左右为难的夹缝中。我也满怀灰暗地疑心，对于我这样独来独往，到哪儿都能「把生活过成一口暗井」的人来说，「成为世界主义者」会不会本来就等于是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