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8, 2019
以下节选自十月五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
F：
见信如晤。虽然我们刚晤完。
这封信主要是总结和补充一下今晚我们所聊的一些内容，在火车上又产生了一些更多的想法。相比晚餐时的语无伦次，不得不说文字始终还是我更擅长的表达方式。幸好你总是能明白我的意思，精准地接过我的话。
……
后面我想谈一谈我今晚说的：我无法忍受我的伴侣是一个享有特权而不自知的人。在展开之前，我想先从头讲讲这些想法从何处生发。
回校的火车上，我继续读《我与地坛》。史铁生造访母亲老家故居，展开了一段对母亲十九岁出嫁时心理与场面的丰富想象与充满哲思的追溯。读毕，我产生了同为写作者的共鸣：虽然从未亲身体验某些事件，但却能从他人的口述与物件的蛛丝马迹中穿越时空，运用想象对往事进行细致的重新构建，并从中产生切实的共情（虽未见得有多「真实」）。这有点类似《龙族》中诺诺的言灵「侧写」，于是我猜想其灵感或许也是来自江南自己的体验。我进一步断定，大抵写作的人多少都具有此种能力，才能抒写不同生命的独特体验。
扯远了。抬头思考的恍惚之际，我隐约听到身旁大致同龄的姑娘在电话中提及我正前往的站台。我不由得猜测，她是否是同校学生，但看其装束，又似乎不像，或许是学校对面那所技术学院的学生？——等等，技术学院。我开始了「侧写」。在我校商学院的精英们气宇轩昂地摩拳擦掌、准备大展宏图之时，一街之隔的那所学校，那些同样年轻而鲜活的生命，他们在期冀什么呢？这一条马路仿佛银河汉界，划出巨大的阶级差距，划出悬殊的生活体验，划出不同的生涯理想。我感到一种不安。
我曾在《「他」视角下的女权主义》一文中写道：
感到自己有义务和责任站出来发声的原因，也和Emma Watson一样，开始明白自己很幸运地享受到了平等的待遇，被优渥的资源所哺育，接触到许多人无法接触的的机会，于是承担起让社会变好的责任更加义不容辞。
每当我想起自己优越的待遇是在何等的剥削与压迫中得到，我就如芒在背，坐立不安。其他人如何我管不着，可是我没办法安之若素。我明白我绝不是由于更加聪明更加有才华而获得这一切，我是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是最没有资格沉默的。我倒不受之有愧——因这不过是成全于命运的无常与偶然；但若是我将生命随意挥霍，安于庸常与享乐，那我终其一生将如坐针毡。不必将此和「社会责任感」之流的词划上等号，我不过是全然为了自己，为使自己良心安放。
父辈们的忆苦思甜教育总教我们「知足」，我没法知足。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没法沉湎于这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时代，叫自己「理性无知」，装作看不见这盛世下的种种不合理。
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呼唤与使命。我必须要使这世界更好一些，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些。这并非一定要成为行动主义者（activist），走在运动的最前线；周围还有许多确实的、细微的事情可以去改变。哪怕单单是追寻个人价值的实践，尽量维持「自我」的特异性，已经是以个人为中心去抵抗世俗的巨大努力。假使令我安身的职业无法与志向吻合也不打紧，我还能思考，还能书写。创作吧，是了，创作是唯一的出路。希望我离开世界的时候，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和床榻旁的人说一句：「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回到爱情上，若是我的伴侣享受着特权从不自省自知，想必无法理解我上述的种种——正如一如既往被爱的人，从不懂求而不得的心酸吧。爱情是人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不是最重要，甚至不一定必要。她绝不是爱人与被爱的唯一实践。我们可以欲求更广泛的爱，如你所言——抽离国族的身份政治之后，作为赤诚的个体去与人类共同体共情。
公正和平等，自由与爱。我深知，只有这些真正值得追寻的。它们是个人的具体的确凿的，而非集体的虚无的宏大的。四周红旗林立，朝圣者的路注定孤独；哪怕前方是无人的荒原，让我们为自己歌颂。
没有人能够真真切切地理解另一个人，哪怕是所谓天作之合。史铁生认为人有三种根本的困境，其一便是孤独：「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观点并不新鲜，但近来逐渐开始明白，人确实终究是孤独的。求得最大程度地理解，已殊为不易；能够在理解的荒漠中找到同行的挚友，须如庆贺幸存般地深刻感激。今夜是一场令我充实快乐的对谈，再次令我感慨，虽然平时不常联系，但我们将是永远的好朋友——如我说的课题分离，我并不需要知道你怎么想，可我愿意去如此相信，并愿意一直相信。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夜。」共勉。
顺颂时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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