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11, 2024
冬季学期上了一节颇为喜欢的课，却在过程中因难以全情投入而产生一种无力感。虽然课程的内容很有趣，我也想在课外做更多地折腾和探索，但跟本提不起力气。那时既要顾毕业设计还要找工作，于是作业就只做到最低限度而已。遗憾之余有些怀念大学时那种全力往一处使劲的纯粹。「若是本科的时候，我肯定会有心机去把这个东西做到很好」，我这样想。那时有一种「即使学的不是喜欢的东西，但也尽全力学好」的态度，有一种整体上的对卓越的追求，想要样样都做好。这或许是因为那时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去努力，所以哪怕手上的东西不感兴趣也没关系。如今脱离了轨道的人生，方向四面八方，往往要平衡取舍。
过去两年我始终被这种疏离感困扰着，无法和课业或是周边的人建立起深刻的联系。我发现自己渴望体验的深度和强度：无论在工作还是在人际关系上，我都无法忍受「半心半意」。
找工作填申请时被问到最引以为豪的作品，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的实习经验，我却回答了一个两年前为了申请实习在仅仅三天内赶出来的一分钟小视频。那三天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个视频上，全身心投入其中，挑战从未尝试过的形式，并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它尽可能做到了最好。即便它并不是我最出色的作品，我依然从中获得了一种满足的疲惫感，类似于跑完一场马拉松冲过终点时的精疲力竭，平静而充实。这个项目作为我所追求的创作体验的缩影恰如其分：付出大量的努力去创造出好的东西，并竭尽所能让它在所有限制条件下达到最好。自豪感也许就是作品质量的唯一试金石。
人际上也是，我享受长程而深入的对谈而非切线般浅浅地相交。一场好的对话就像一场爵士乐，即兴自由、漫无目的。乐手——对话双方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弹奏，却又不断地在对方的表达中获取灵感，从彼此交织的音符中发挥延展，谈到周围的世界消失，自我在作为整体的关系中消失。可惜，在去年回顾的结尾我也提到，随着人生阶段的变化和地理空间的迁移，后学生时代的友情浓度变低，老友相隔重洋，这样的对话不再常有。
在《过往人生》中，十二岁的Nora随家人从韩国移民加拿大，初来乍到的她孤伶伶地站在新学校操场边上看着其她同学互相玩耍，不知所措。那种格格不入的尴尬让我鼻头泛酸，因为我太懂那是什么感觉。
六月毕业典礼那天，身处人潮涌动的礼堂，我内心格外空虚。我意识到自己讨厌人群的原因之一是每次置身其中，我的疏离感都会被尤其凸显。每一个毕业生上台时观众席爆发出的每一声尖叫和欢呼都从我身体里抽走一点能量。结束后，我躲在家里哭了一个下午。不是因为别离的感伤，而是哭我那白纸般稀薄的两年。
毕业后，周围的同学纷纷因工作搬离西雅图，开始新的人生篇章，而我还没找到工作，被遥遥落下。彼时我已经开始找工作三个月了，投了不计其数的简历，偶有回音也在两三轮面试后再无下文。好在与三年前新冠疫情爆发时相比，我的焦虑要少得多。我已经熟悉了这种滞留在生活非地的悬置感，时间失去了方向，三个月后的生活就和一年后一样悬而未决。
学生身份走到尾声，在异国存在的合法性又上了发条。在英文的法律术语中，对外国人的称呼是「alien」。每次和移民局打交道时看到这个词，我都不禁觉得好笑又苦涩。毕竟打小alien对我来说就只有「外星人」的意思，而且它总是让我想起「异化（alienation）」。总之这个词读来充满了她者性，确实有一种「疏远（alienate）」的效果。语言中似乎隐藏着某种排它的暴力。
我感觉我就像一叶扁舟、沧海一粟，只能任由诸多暗流在隐秘中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我逃离了我生身的土地，但还不知道要逃向何方。我想我只是害怕被自己选择的地方再次放逐，重新回到那堵密不透风的、灰暗的铁墙里。
几年前在学校和家之间奔走时，就已经有了身为过客的感受。我写到：
收拾行李时，总是难免有一丝落寞和怅然，但更多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令人解放的自由。一种独立于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种建制，和任何一种话语之外的自由。我明白物理空间上的自由不过是虚幻，真正的牢笼永远在心上。但它已足以使我意识到，我向往和期盼这样的自由。归去来兮，归去哪里呢？「此心安处是吾乡」。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世俗里，在速生速朽的物质世界中，我想寻找一些更为永恒的东西。
我「希望自己获得这样一种归属感：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又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如今回看，觉得有点过于乐观，怀疑这种「归属感」是否真有可能。和心爱的人事物之间保持地缘上的亲近，实在是太重要了，人毕竟是具身性的存在。从前的这种「奔走」，依然有许多我未曾意识到、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支撑着我；跟告别自己的文化和乡音，割断自己的语言和人际关系去到另一片土地，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后者带来的那种归零、静寂、空旷得令人窒息的孤独，痛苦太多了。
什么是自由呢？「独立于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种建制，和任何一种话语之外的自由」我想或许并不存在。哪怕是中间人，也有中间人的位置和视角。与其说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自由，不如说是不和任何其中一个地方、建制、或话语完全绑定的自由。真正的世界性在无数个地方性之中，但人不必只有一个地方性。
突破空间上的藩篱全世界流浪未必是自由，因人事物的羁绊而驻守一个地方未必就不自由。「此心安处是吾乡」当然没错，但是如何才能心安？至少不是自己决定想要心安就可以的。和人的联系，和在地空间的联系，和自己投入的志业的联系，都很重要。在这些东西里面，至少有一些极为突出，才能够有持续悬浮的勇气吧。对那时的我来说，好像没有一个是足够稳固的扶手。没有了安心的基地，就没有向外探索的安全感了，只想紧紧抓住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的确定的东西。
在寻找中间人位置的过程中，语言是关键的一环。
用哪种语言写作一直困扰我。我并没有有意识地放弃中文，但由于常年用两种语言思考，且绝大部分时候用英文阅读和写作，着笔写这篇文章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无论我采取哪一种语言来写，都要经历令人纠结的翻译过程。翻译常不令我满意，更糟糕的是它将我从单纯的表达中硬生生地拖了出去，劳神于表达的工具。这使我对笔下的字有一种蹒跚学步式的自觉，想说的东西迟迟无法凝结成文字。
当然，说语言是工具实在大谬。如果说作家、哲学家、媒介学者、认知语言学家之间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语言不是工具，而是思维方式。或者用中二怪的话来说：「表达就是命运，词汇量就是视野」。要写中文，就要努力写铿锵有力、黄钟大吕的中文；又或是故意写翻译腔、不伦不类的中文，活用比喻，发明新词。更要在语言中进行一些微小的政治实践，比如去年开始用女字旁的「她」做默认人称代词，今年开始不仅对台湾朋友使用「中国」而非「国内」，把「回国」换成「去中国」，更尝试对所有中国人也这样说。
看了哈金、齐奥朗、李翊云的访谈之后，对移民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愈发感兴趣，就是因为好像在她们的生命轨迹里能找到更多共鸣的地方——异乡扎根的努力、坚持、和决心，用第二语言写作的迷茫、挣扎、和痛苦，从中汲取一些「她们能够做到，那我也可以」的勇气和力量。「Representation」这个词在平权运动里被提得很多，但只有置身于文化熔炉里才真正体会到。开始关注(G)I-DLE也是因为雨琦和舒华，让我意识到原来K-pop的主体也可以是说中文的人。叙述主体的多元性将遥远而无关的事变得亲近而具体。
另一个震惊的时刻是读到Selene写的what does being teochew mean to me及其援引的Learn Teochew。震惊来自于「原来还可以这样」。原来还可以把潮州用英文写成Teochew，原来对于潮汕还可以有这样的论说方式。另一种语言带来的「异国情调（exoticism）」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又新鲜。从「忠于语言而非父母故土」的态度里，我看到了收复潮汕话、重新定义潮汕话的可能。我获得了重新想象潮汕的自由。
重新想象潮汕，因为现实的潮汕不令人满意。对我来说潮汕是乡下，是落后保守的，重男轻女的，拜神迷信的，宗族关系的，酒桌文化的。每逢过年常常要跟着父母回乡下，不得不面对一群因为某种血缘关系而需要称之为「亲戚」的人，潮汕因此难以忍受，痛苦无聊却又无从逃避。它从来都不是我的故乡，它是我父母的故乡。我不生于那长于那，没有我在意的人事物，没有任何情感联系和文化认同。
英文世界的diaspora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视角，是带有距离的凝视（gaze）。也许正因为我现在离潮汕距离如此之远，才可以跳脱出我的厌恶去打量它，甚至是去打量我的厌恶。台语对我也有类似的作用。因为台语同属于闽语系，有些单字发音和潮汕话非常接近，无论是小时候看《终极一家》，还是长大后看《人选之人》，其中的台语对白我能听懂一些。这种介于「听懂」和「听不懂」之间的奇妙差异，也塑造了一种「异域性」，侧面呈现了关于潮汕话的另一种可能：用闽语来述说女权和民主的可能，一种无法在中国听到的论说方式。
语言是被人用出来的，「谁在说什么样的话」决定了这个语言的文化基调和活力。有的人用共产中文讲「中国故事」，你可以用自己的中文讲自己的故事；越多人讲自己的故事，就会让越多人看到不同故事的可能。把叙事的权力握在自己手中，不要放弃它。
活在两种语言之间的中间体验，并不限于字面意义上的语言。在一篇微博里，管鑫将女权主义类比语言，女性是这种语言的母语者，而男性女权主义者则是它的第二语言学习者：「母语者里也有文盲，比如对女权毫无理论知识的女性，非母语的也有语言学教授，比如研究女权主义的男性。也许后者可以给前者挑出语法错误，但绝大部分情况下其实很难了解在母语语境中的使用情况。」
常被问到为什么要留长发，我都会说一开始其实并没有「决定」要留，它不过是个「indecision」，为了避免做决定拖延而自然导致的结果：你不去剪它不去管它，自然就留长了。但在和长发相处的过程中，我逐渐有了一个「不想剪回男性短发」的理由——长发可以作为一个理解「母语语境」的窗口。女权主义的出发点是女性的身体和生活经验，对男性女权主义者而言，无法抵达这一部分经验始终是一个天然壁垒，甚至是一些人认为男性无法成为女权主义者的理由。除了更加细心地观察、倾听女性，通过沟通和阅读间接了解她们的经验外，长发意外地让我直接体会了一小部分的女性生活。
留个长发说起来是一件挺小的事，但对一个从小到大头发不超过五厘米的男生来说，是一种全新的、陌生的身体经验。你可以开始切身体会，而不仅仅是从概念上理解，披着长头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你会开始明白，为什么女生会好几天不洗头，为什么为了见重要的人才洗头，为什么洗头是件如此大动干戈的事情——洗头吹头，就是要花上很长很长的时间。你会开始感到无知，开始疑惑，毕竟从小到大并没有人教过你要怎么洗长发、护理长发，甚至是怎么把长发塞进泳帽里。你会发现家里地板上开始出现落发；你会觉察到淋浴间水槽愈加容易被缠成团的头发堵住；你会开始购入发夹、发圈、发箍，一些你从没买过的东西。
当然，和其它独特的女性生命经验相比，这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对我来说，留长发的过程也是慢慢重新调适一具花了二十多年建构起来的身体的过程，是实践一种身体上的政治。与此同时剪回短发成了过于容易的退路，因为短发是「正常」，而长发是「反常」，当这种反常带来身体上和社会关系上的阻力时，我也从另一个角度体会到性别上的规训和压迫。
长发当然不仅是一种苦行。在过去两年里我都没有剪过头发，长得毫无发型可言，大部分时候都扎着马尾，也不习惯自己把头发放下来的样子。落地上海的第二天，我去理发店把头发剪到及肩并烫卷，结束时看着镜子里有些陌生的自己，觉得眼前这个人十分「漂亮」——我脑子里冒出这样的形容词。发现「原来自己还可以长这样」，我一阵难以言状的感动，内心某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似乎开始松动。「性别/性向是流动的」不是什么新鲜话，但在那个瞬间理论似乎有了一个确凿的落点。
令我啼笑皆非的是，「长发男」又落入了不少人「艺术家/设计师男的都留长发」这一刻板印象。真真是「人生在世，可以选择不以此种身份或那种身份存在，却无法不以任何身份存在」、「身份使人成为环境中的存在，而人除了在环境中存在之外没有别的存在」。
我这个人向来不喜人多的地方，这导致人人都不假思索的事，我总要打个问号；尤其听到「不得不」，我就「偏不」。甚至本来喜欢的东西，人人都开始喜欢之后，我就没那么喜欢了。说得好听是反叛精神，说得不好听就是叛逆。
比如我对过节嗤之以鼻，觉得大多数节日不过是随意地为某一天赋予意义，组成意义的种种仪式和符号更是令人起疑。传统节日充满了「你要怎么做」的文化规范，新兴节日遍布「你要买什么」的消费陷阱。我一直认为人可以定义自己的节日，不必遵循什么规范和习俗。
如今发现，节日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她人」。我也许可以在某一天突然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犒劳」一下自己，突然下厨做个大餐、看个电影，或是给自己买个什么东西，但这都很难称得上过了一个节日。如果围绕着这「不同寻常的一天」的庆祝方式和意义由我自己随心而定，这个「节日」就是完全独立自治，没法和她人共享的。而节日的关键似乎就在于和她人共享这一点，关于节日的庆祝和意义必须要有她人的共识才行——至少一个人，比如「结婚纪念日」、「周年纪念日」。
说到底，节日也好婚姻也罢，甚至是国家、法律、宗教、科学、神话，都是人为了理解和改造世界所编造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人赖以生存的共享意义系统。人类聚集到一起编织起一个富有秩序的意义世界，在我们为自己发明的故事之中，人类相互连结、彼此理解。在遵循传统仪式的同时，人获得了被她人体认的归属感；在延续文化习俗的同时，人参与和创造历史。人如此脆弱，要靠编故事来激励自己；人又如此强大，念头一转就能迸发无穷动力。
若选择另辟她人无法理解或认同的仪式感，这仪式感多半会打折扣。自己定义就有点像建了个「旁人莫进」的封闭意义系统，如果完全不在意她人的看法和感受当然也可以，但人总是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群体归属，或者说有和她人连结的需要。在亲密关系的语境下或许好一些，如果能找到深刻理解彼此的伴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最小意义单位，对抗整个世界也未尝不可。但我一直抱着对世俗规范的虚无态度，不断抵抗和解构着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此同时对自治的渴望又无法从她人身上找到回音，始终感到自己在一个空荡荡的无依之地徘徊。
反抗总是有代价的。留长发也好，用英文作为第一语言写作也好，不开车也好，不过节也好，不结婚不生育也好，反抗越多的世俗规范和惯例，就越脱离共享的意义系统，一个人就越难以被常人理解。一方面我依然相信「个人的即政治的」，从细小的日常决定里实践自己的价值观，让生活本身成为一种政治表达。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反思起「重新造轮子」的程度。人没法完全架空地建一个意义系统，念及人生之须臾，也许是需要想一下时间和精力要花在反抗什么上，是不是可以选择性地接纳一些惯习而不过多地追问意义。
七月底，就在我以为要花未来一年打找工作持久战时，在好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contractor的工作，暂时停下了滴答作响的倒计时。在疲倦、不甘、又有些委屈的情绪中，我写下Living like weasels。不断地面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我渴望一些脚踏实地的日子，就像溺水的人渴望一个救生圈。
好在后半年，我逐渐感觉不再浮在空中。朝九晚五的工作里，我不仅单独负责起一整个产品的设计，也有幸获得了一些探索的机会，可以去天马行空地设想如何结合AI与硬件不同模态的输入方式去创造新的人机交互介面。虽然薪酬微薄，但至少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开始规划支出预算，每个月能存下一点钱。一起做Capstone的好朋友在毕业后也保持着联络，周末隔三岔五就相约出去玩。平时早起自学前端，每周四打打羽毛球，年末开始在工作外做自己的项目。在可见的未来有了稳定的生活节律，第一次感受到我的生活在这个新的地方开始了破碎后的重建。
可惜，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关系网也时刻处在流动之中，同为异乡人的生活都充满着不确定性。随着朋友因读书或工作搬去其它州，被裁员或合约到期不得不离开，近来又有什么都抓不住的感觉。理想生活无非从事一份喜欢的工作，和好朋友们做邻居。在不断的离散中，这个听起来简单的理想也成了奢望。
年初读《始于极限》，铃木凉美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婚姻拥有的绝对向心力没有被严重削弱。我认为，是因为婚姻之外的互助选项实在太少了。」这一年反复引用着这句话，思考婚姻之外可以有些什么样的互助支持体系。主流价值观将浪漫爱排在友谊之上，于是我们总是对伴侣抱有诸多期待，更愿意与其共苦而不愿麻烦朋友。我们可不可以将两碗水端平，甚至颠倒这个序列？如果住得离朋友近就是更开心，我们是否可以实践一种以友情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如果将流动的关系粗暴地贴上标签不尽如人意，我们是否可以有除了爱情、友情之外对多元关系的想象？在这片无依之地，我能否可以找到愿意一起反抗的盟友？
2023 的新年愿望里有一个是「希望新的一年更加松弛」。之前实习时同事和朋友们给我写的「one blind spot」出人意料的一致：不必过于严肃和认真地对待所有事情，可以放松点、更多地参与当下。思前想后，谨慎小心，某种程度上更负责任，但有时候也更懦弱。与自己提倡的反思的介入相反，我或许需要的是反思的悬置。不必太紧绷和抽离，多沉浸在当下，少分析和评判。这一年里，或许是动荡的时代精神使然，又或许年初埋下的心愿种子发芽长大，做起决定来确实更随机和即兴，MBTI中的最后一个字母也首次从J变成了P。新的一年里希望自己有更多纵身一跃的勇气，在批判和解构之余继续去努力地建构。
两年前来美国的飞机像一把刀将我的人生切成两半，一边一个时空。由于人际关系的断裂、参照系的缺失，我感到「『自我的连续性』被打断了」、「不再知道自己是谁」。我努力回头望，发现和过去之间隔着一面玻璃，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起雾，往日变得朦胧不清。只有在某些时刻，遗落在旧世界的经验才会被重新唤醒。
八月时被从前实习公司的新一届实习生视频采访，还见到了彼时的同事。访谈结束后，我感到莫名的感动和开心：竟然可以通过一些共通的内部语言去认识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在那短短的一个小时里，在这片新土地上被认识的我暂时不再是我主要的身份，我不再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我，我也是曾在上海实习过三个月的我。当她人谈论起我的历史时，我的过去寻找到了某种确认，仿佛从时间的湍流中抓住了一把锚。
在采访中，哈金谈到奈保尔的「把过去踩在脚下」时说：「实际上你看这些很多流亡分子其实一个重大痛苦，他们过去有一种强制的断裂。如果他们跟过去有不断的融合，而且总是来回走都是不是个问题的话，其实他本身就不会那么痛苦。」这印证了我的猜想：等时机到来，去中国一趟或许有助于和自己的过去重建连接。
圣诞节这天，我搭上前往上海的飞机，满心忐忑。思念相别数年的朋友，却又担心来自家庭的业力，无法再次逃离的隐忧更是时不时挑动神经。排队入境时重新被中文包围，竟然有一种不自然的异样感，颇有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拘谨和局促。来到市区，视觉上变得密集而拥挤，选择琳琅满目，所有体验唾手可得。
余下的日子缝上了我一截两半的人生。短短三周行程排满，辗转于上海，广州，深圳，一次次地重聚，又一次次地告别。和好朋友们吃饭，逛展，散整日的步，谈忘情的天，谈到周围的世界消失，自我在作为整体的关系中消失。看到我的朋友们依然感情充沛、观察锐利、好奇灵动，我由衷的高兴又骄傲。
拥抱告别时想起梁咏琪《Today》里那句「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神奇的是我竟然真的没有流泪的冲动。不仅我的过去从朋友身上得到了确认，我们的友谊也被验证拥有穿越时空的力量。我确信自己是如此幸福和幸运，被许多人爱和想念着。虽有不舍，但我已感到无比丰盛——带着一颗充盈着爱的心和倾注着祝福的礼物，我又有勇气扬帆去广阔的世界了。感谢所有好朋友，我们 2024 见。